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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还没有面对的勇气,那事件便是永远徘徊不去的幽灵

时间:2020-06-23 来源:频道前沿 作者: 点击量:217次

只要我们还没有面对的勇气,那事件便是永远徘徊不去的幽灵

一九八四年,我的职业写作生活开始的时候,便动了写《迷冬》念头—那时,离文革爆发已近二十年—当年那一群伙伴以及周边的各色人等,一直刺激着我的创作冲动,我想写出一个我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真实的文革。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前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迷冬》写了五六万字的时候,我决定停下来。我知道,我还没有把握住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我还没有清除多年来盘踞在我脑子里的那些连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魔障,我还被眼下这样的所谓「新时期」、「大变革」困扰着。换一句话说,我还有着期待。
  
直到一九八九。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时代,从本质上来说,没有改变。
我决定,回过头去重新审视我和我的祖国这数十年的风雨历程。

我庆幸在八十年代没有将《迷冬》太过草率地写下去。一个没有弄懂「文革前史」和「文革后史」的人,是不可能弄懂文革的。我开始重读文革,阅读大量的史料,拜访很多当事人,和那些对文革有独立思考的友人探讨。努力以局外人的身份,重返文革现场。以一种更加超然的眼光看它。
  
一九九四年我走进了通往世界的互联网,那时,封网技术还没有今天这样完备而强大,我看见了幽微的历史深处,许许多多的碎片,渐渐拼接出一幅幅真实的历史原图。

那些个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甚至死去的人,很多也曾用同样的方式折磨过别人、并让别人死去。那些控诉四人帮剥夺了他们受教育权利的红卫兵小将,当年曾率先提出废除高考,那些被誉为祖国钢铁长城的军人,曾是文革中权倾一时生杀予夺的人,无数的冤案都出自于他们之手。而无数进入新时代的干部,恰恰是文革时期被提拔起来的,并留下过种种劣迹。至于那些文革初期,对那些毫无反抗意图更无反抗能力的「阶级敌人」进行过戏谑般虐杀的人们,早已掩埋好了自己那一段历史,进入「第三梯队」準备接班了。当然,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民众,他们豪情万丈投身文革,伤痕累累走出浩劫,懵懵懂懂中就这幺丢失了十多年岁月也丢失了日后的前程,等待着一次又一次被边缘化的命运。

一九九五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革研究专家徐友渔先生,向我约写一篇自己在文革中亲身经历的文章。在那之前几年,徐友渔先生由哲学家萌萌介绍,曾来武汉与我做过关于文革的长谈。于是,我给他写了一万多字的纪实散文《红鲁艺》—这就是《迷冬》的前身。当时,文革已成敏感领域。几经磨难,那部名为《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在一九九六年文革三十週年之际终于得以出版。

《红鲁艺》让我找到了书写文革的「葵花宝典」—那就是真实。只有在真实的前提下,我们的反思与否定才是有意义的。
接下来的数年中,我写了一系列文革题材的中篇小说:《处决》、《隐匿者》、《媒鸟5》、《死于合唱》、《葛麻的1976——1978》……儘管每一部的发表都困难重重,但那时文学多少还有一些空间。再往后,便一年年萧瑟,以至于被《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过的东西,也登堂入室了。到了薄熙来主政重庆,就乾脆把文革那一套冠以「唱红打黑」之名搬上了社会舞台,一时间红旗飘飘,红歌涛涛,恍若文革重现。文革后渐渐弥合的社会又开始撕裂。多年来积累的社会问题,变成一股股怨气戾气火气,在寻找一个可以喷发的火山口。野心家们也想将它们调配成一剂新时代义和团的神药,以对抗那个日益逼近世界文明。

我知道,该写《迷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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